全國人大代表吳青談跨界治污生態補償立法時機成熟
除了熱議的霧霾問題，如何建立生態補償制度也是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不少關心生態環保問題的代表、委員們關注的議題之一。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金杜（廣州）律師事務所主任吳青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兩會，吳青一共帶來一個議案和五個建議，都與環境保護有關，其中就包括制定《生態補償法》的議案。 吳青說，防治大氣、水、土壤污染，目前我國已經或正在建立國家層面的政策和立法。“但我們還要考慮跨界治污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有一點很重要，就是生態補償。”她說，目前國務院有方案、有的地方在試點、有的已經形成地方立法經驗，具備了建立統一法律規定的基礎。
吳青從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的可行性等方面向記者詳細介紹了她的這份得到了50多名代表聯名附議的議案。
1.已有頂層設貫徹中央有關精神的需要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建立健全自然資源產權法律制度，完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態補償和土壤、水、大氣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等法律法規，促進生態文明建設。 2015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加大對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強化激勵性補償，建立橫向和流域生態補償機制。
2.落實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需要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到2020年，構建起由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空間規劃體系、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環境治理體系、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等八項制度構成的產權清晰、多元參與、激勵約束并重、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推進生態文明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生態補償機制是構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不可缺少的一環。 《改革總體方案》要求探索建立多元化補償機制，逐步增加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完善生態保護成效與資金分配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制定橫向生態補償機制辦法，以地方補償為主，中央財政給予支持。鼓勵各地區開展生態補償試點，繼續推進新安江水環境補償試點，推動在京津冀水源涵養區、廣西廣東九洲江、福建廣東汀江－韓江等開展跨地區生態補償試點，在長江流域水環境敏感地區探索開展流域生態補償試點。
3.滿足生態保護與綠色發展的需要
生態補償機制可以促進環境容量資源的公平利用和環境保護責任的合理分擔，讓生態保護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應費用，激勵生態環境保護投資，使生態環境資本增值。
以跨界流域治理為例，隨著區域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域上下游競爭性用水問題日益突出，流域水污染事件和省際、區際水事糾紛時有發生，由于河流跨界，難劃分權責和進行獎懲，容易出現扯皮、推諉問題。跨界流域污染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嚴重影響了流域上下游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以及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此外，流域上游為保證對下游的供水水質和水量，喪失了許多發展機會，上游地區的發展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為協調流域上下游各地區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促進流域和諧發展，建立全國跨界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十分有必要。 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已探索建立了跨界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如河北省子牙河流域、河南省沙潁河流域、福建省閩江流域、江蘇省太湖流域、遼寧省遼河流域、浙江省新安江流域等。
地方對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有迫切的需求和高漲的熱情，需要國家在理論、技術、政策上給予指導，由于生態補償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及責任關系，單靠過渡性的政策措施和行政手段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很難形成長效機制，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補償法》顯得尤為重要。 除此之外，森林、草原、濕地、大氣、耕地及土壤、礦產資源、海洋、重點生態功能區、自然資源保護區等眾多生態領域面臨污染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的瓶頸與難題。 解決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問題，需要一系列制度創新。建立系統有序、良性運作的生態市場，滿足生態保護與綠色發展的現實需要，生態補償法的制定是實現以上目標的重要途徑。
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生態補償制度的專門立法，有關生態補償的規定分散在多部法律中，對補償范圍、主體、原則、內容、對象、方式、標準和實施措施缺乏具體規定，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不少地方政府出臺了規范性文件，但權威性和約束性較弱，影響了生態補償機制作用的發揮。
因此，建立全面、完善的生態補償制度，制定統一的生態補償法來規范并推動生態補償工作變得十分必要。已有實踐基礎1.制定中的《生態補償條例》為全國人大立法奠定了基礎 早在2010年，國務院就已經將研究制定生態補償條例列入立法計劃。之后，由國家發改委牽頭，會同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林業局、國家統計局、國家海洋局10個部門共同組成起草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組織起草《生態補償條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于2013年表示，《生態補償條例》的草稿已經形成并處于廣泛征求意見的階段。
國務院及其部委圍繞生態補償立法所進行的大量準備工作為生態補償立法工作積累了相關經驗，為法律草案的起草奠定了基礎。2.地方立法和試點也為全國人大立法做好了鋪墊
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在我國起步較早，試點經驗比較豐富。譬如，由財政部和環境保護部牽頭組織、每年安排補償資金5億元的全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2011年在新安江啟動實施。安徽省黃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養區，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區。各方約定，只要安徽出境水質達標，下游的浙江省每年補償安徽1億元。試點后，新安江的水質連年達標，表明基于跨界水質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在新安江取得了一定效果，促進了流域治理。除了新安江流域以外，青海三江源流域、江蘇太湖流域等多個流域均實行了生態補償機制并收獲了較好的環境效益。
隨著霧霾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各地政府逐步開始探索建立空氣質量生態補償制度，山東省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印發了專門針對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的暫行辦法，省內各城市也相繼制定了具體實施細則。
為了加強對重點生態地區公益林和重要水源地的保護，海南省2008年出臺了《海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建立完善中部山區生態補償機制的試行辦法》，對中部地區的核心保護區、禁止和限制開發區，國家級生態功能保護區海拔300米以上的生態公益林和重要水源地區域生態補償機制進行了積極探索。
針對濕地系統的保護問題，武漢市政府于2013年出臺了《武漢市濕地自然保護區生態補償暫行辦法》，為濕地系統生態補償立法進行了有益探索，為其他省份有效保護濕地資源、維護濕地生態系統安全提供了有效的參考模式。 生活垃圾處理屬于城市管理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為此，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出臺了《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區域生態補償暫行辦法》，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出臺了《南京市生活垃圾大型中轉和處置設施生態補償暫行辦法》，對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潔處理及生態保護進行了實踐。
此外，部分地區根據自身的生態環境狀況就農田及生物多樣性等環境要素制定了專門的生態補償實施辦法。
除了針對專門領域進行生態補償的立法外，蘇州市還對生態補償的綜合性問題開展了地方立法工作，對其行政區域內生態補償的綜合性問題從法律層面進行了系統規定。2014年蘇州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制定了《蘇州市生態補償條例》，2015年蘇州市政府又制定了《蘇州市生態補償條例實施細則》，為生態補償的綜合性立法進行了初步的地方性嘗試。
豐富的地區立法實踐，為生態補償立法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反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補償法》的制定也能夠指導各地更加科學有序地實施生態補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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